当“农民工”这三个字窜红于各种媒介时，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呢？比较权威点的解释是指身为中国大陆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工人；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这样的解释难免会让人心酸，户籍，成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无形的“柏林墙”。

这段时间以来，广东、河南、重庆等地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一时间，舆论哗然。有学者认为取消农民工称谓只是第一步，取消农民工称谓不如还其真尊严，取消称谓不是目的，重点是要提高待遇。更有网友怒言：“取消’农民工’称谓非国人道德败坏的遮羞布”。

在笔者看来，政府要尽早改变“农民工”这一称谓。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农民工称谓未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杨丹娜说，随着“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走上舞台，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他们融入企业、融入城市、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农民工的权益鼓与呼，呼吁尊重农民工，保障农民工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有人甚至建议将农民工改称为“新市民”。 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为竭力改变农民工的地位付出努力。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云阳妇女熊德明讨薪，使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元旦，温家宝在湖南调研时特地到湘潭九华杉山居民安置小区建设工地看望农民工。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指出，要真正消除“农民工”称谓背后的不公，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调整，由此带来社会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外来工真正地融入广东，需要许多细化的政策，不仅制度上要建立融入的渠道，还需要很多软性的活动来融合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说，比如应该让外来工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保障他们有参与讨论、选举、批评监督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成为社区的局外人。

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应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格局”的战略方针，在坚决消除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制度性歧视的同时，制定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程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使农民身份的人从根本上不再受到社会歧视。

2012年1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叫不叫“农民工”不是关键》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当下有关部门只是取消“农民工”称谓，叫他们“援建者”或“新居民”，虽然一时会让农民工心里感觉好受一些，但“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对于这个群体的歧视依旧。其实，“农民工”的称谓就是个“名不顺言不正”的问题。倘若，一位市民，做了企业之后，无人叫他“市民企业家”；但一个农民做了企业之后，便会有很多人，甚至政府文件或新闻报道中都称呼其为“农民企业家”。究其本质，骨子里对农民还是有种歧视。

笔者在此说点历史吧，嬴政当年统一中国，可谓功高盖世。于是乎，为了其名号，各方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而最终推出的“皇帝”称谓，意即嬴政之功劳比“三皇五帝”还要大。此后，“皇帝”被沿袭使用2000余年，足见称谓之重要。

在已经过去的2011年底，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占14%。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较之普通工人有了低人一等的色彩，这也是超过八成新生代务工者不希望被人称为“农民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