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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系列

文化寻根与身份认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 2019-04-17 12:07:59   


发端于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在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与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30多年后,当我们重新检视文化寻根对于“寻根派”的自我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时,也许能更为清晰地体认到“寻根派”作家对于文化启蒙的热忱和对于重建自我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期许,也能更客观地审视他们对于今天“中国”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意义。


重回民族传统


与民族文化深处


文化寻根是继“伤痕”“反思”之后,对整个1980年代乃至今天都有着深远意义的一次文学、文化与思想实践。在1980年代对西方文化大规模引进与吸收的历史语境下,寻根派尝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寻求重塑与重构民族文化的知识与文化资源,这一姿态本身包含了深广而复杂的历史内涵。王蒙的《在伊犁》、汪曾祺的“高邮水乡”系列等作为寻根的先导,是并没有明显的“寻根”诉求的文化寻根。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王安忆等人的作品则是有着明确“寻根”意识的文化寻根。不同代际的作家显示了不同的文学诉求与文化追求。汪曾祺、王蒙等对故土家园、边地风情的书写,也许更多寄予了对古老而淳朴的家国的一种怀念与忧思。而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显然具有明显的重构自我身份与重塑民族文化的明确期待。


如何告别“知青文学”、告别“伤痕”与“反思”?如何告别寻根群体普遍性的“知青身份”,重建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如何在普遍的西化语境中重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寻根派”举起了鲜明的旗帜,尝试给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回答。韩少功在那篇被称为“寻根宣言”的著名文章《文学的根》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也阐述了文学表达和文化的深刻关系:“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由此可见,寻根派重回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深处,是期待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重塑,使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能够与世界对话,重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当然,这背后也携带着典型的1980年代的文化焦虑与身份焦虑。而这种焦虑是基于重新打开国门后的震惊体验和急于追赶西方并被西方体认的民族情结。


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背离


光有口号,显然远远不够。怎样重构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1980年代的寻根派来说,文学写作承载了他们的英雄梦想。他们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参与到彼时的“文化热”和追赶世界文学(尤其是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冲击)的潮流中。然而,寻根派的创作实践却和他们的宣言构成了一种典型的1980年代式的悖论。韩少功在湘鄂之间的崇山峻岭中试图寻找绚烂的楚文化的渊源,但《爸爸爸》建构起的却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遥远、闭塞、具有某种原始意味的、古老的鸡头寨,其中的主要人物丙崽是一个永远长不大也永远死不了的白痴。李杭育回到浙东故乡,面对的是“最后一个”的悲凉,但《最后一个渔佬》《沙灶遗风》等,吟唱的不是古老文化的新生,而是古老的文化随时代变迁而沦落的挽歌情调。阿城在《棋王》中浓墨重彩地描摹了王一生对“棋”的痴迷,并借此展现了道家文化的博大深邃,但该作品同时也揭示了精神超越的背后是物质的极度匮乏。王安忆在《小鲍庄》中构建了儒家“仁义”文化的广阔图景,但同时也解构了“仁义”。恰恰是作为“仁义”精魂的捞渣之死,给周围许多人带来了世俗的幸福。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离,明显地具有1980年代文学、思想与文化的深刻症候性。


让中国经验按照


自身历史逻辑展开


但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提出的问题却有着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深远意义。在全球化、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重构“中国”形象、重塑民族文化身份、重建国家认同,是寻根派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遗产。寻根派尝试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与再造,但他们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却流连于崇山峻岭与遥远的边地,试图借民间文化与主流规范文化之外的“不规范文化”重构文化中国。如李杭育就认为汉族“规范文化”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文化才是未来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方向。他写道,它们“纯净而绚烂,直接地、浑然地反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联系他后来发表的《文化的尴尬》一文,可以看到,李杭育并不是一个对传统“规范文化”持否定态度的人,不管是对中原文化的否定、对民间文化的认同,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李杭育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在80年代颇具先见性的知识者的忧患,那就是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忧患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那么,在全球与本土、古老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等构成的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如何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打破这种讨论问题的知识范式,也许是重构中国形象与重建国家认同的首要问题。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重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如何通过身份认同重建个人生存的意义和认识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要认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告别1980年代的那种思维方式,但也有必要在1980年代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中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而让中国经验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展开。


今天,重提文化寻根,重新辨识与反思文化寻根的意义与问题,其实是尝试打开重构国家认同的一个新的通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断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时,或许会获得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个人身份认同的新可能。如今,在文学领域,当年以书写高密东北乡的“我爷爷”“我奶奶”而为“寻根”注入了血性与豪迈气概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国也在实践着“走出去”的文化战略。相比30年前,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西方想象中遥远、神秘、古老的东方古国,而是一个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东方大国。中国文学也因此获得了重构国家形象、重建国家认同的历史契机。这是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吴雪丽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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