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子
什么是幸福？人又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哲学学者陈嘉映在他的近作《走出唯一真理观》中，关于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继续展开了思索。他认为：“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也不是选对或是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根据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若把道路当作“内容”，行走则是“形式”，形式决定内容。容器规定着水的形态，水也以特定形态呈现自身。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水自在流淌的真实天性。哲学敦促我们去反思的，正是事物的真实天性，它们是什么，如何存在，人又能怎样把握它们。
反思的实质，应然与实然交织的道路
“当一切都朝一个方向进行时，最好朝相反的方向深深地看一眼。”这深深一看，不仅是想要看到真相或真理，更多的是要及时调整思考的方向
有人问王阳明，知和行究竟能不能合一。先生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的往往是另一回事，而这并不有违知行一体的道理。因为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已经走在某条道路上，所有应然的事，都在下一刻落地生花成为当下的实然。所谓知行割裂，正因许多的人生，要么是在被动中经历，要么缺乏反思的勇气，终日行走在迷茫与困顿之中。因此，圣人才要我们下致良知的功夫，若非如此，人生则如长夜漫漫，终日幽暗。
哲学教人反思，而如今，过度反思或许和缺乏反思一样会带来同样大的问题。陈嘉映认为：“特别在哲学这个行当，你开始勇敢地思考了，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反思与过度反思》）当代社会的反思无处不在。公众事件能在多角度反思下迅速成为公案，新闻人物在事件推动下则成为标签。比如一度刷屏的话题“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就迅速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外卖平台算法系统和快递员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上。首先，这种关注当然是符合人性的。为了满足系统对送货时间的高要求，快递员有时难以顾及行车安全。但很多时候，对人性或公正的要求想要落到实处并不容易。比如在这个问题里，平台系统是快递员生存问题的始作俑者，但行业的巨大价值也是平台创造的，这个更深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靠反思和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人们面对众多的反思和批判，用这些所谓的公案或标签来比照、界定甚至规范自己的生活，内心的冲突会日益激烈，那种矛盾感令人不安；而与此同时，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则变得更“平”，这种乏味感让人厌恶。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反思，你或许可以冷静地先来观察它们，衡量其偏颇，测度其深浅。许多所谓的批判其实无非是跟风的反对，而否定现状总是比解决问题容易太多。过度反思的实质，仍是缺乏真正的反思。在谈及过度反思的问题时，陈嘉映借用朋友的一句话说：“当一切都朝一个方向进行时，最好朝相反的方向深深地看一眼。”这深深一看，不仅是想要看到真相或真理，更多的是要及时调整思考的方向。
在谈到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时，陈嘉映认为，两者都超出常识，但各有各的方向和方法，“哲学始终有别于对象化的科学研究方式，它始终连同主体性本身来言说世界的道理”。（《哲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和科学提供的“知”，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实然的，两者交织在一起，构筑出一条新的道路。
行走的意义，实践中的确定与不确定
“到了30岁，你闻知什么样的道，你就该去做了，不能说我还没确定这是不是真道，所以不能去行。真正说来，只有在做事的过程中才能闻知真道”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抛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仿佛一开始就在人的思想中明灭不定：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在某种完全绝望之际”“在某种心花怒放之际”“在某种荒芜之际”，这个问题就会来临。人在他的实践中追求确定性，这是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头脑深处对人生在世的不确定感，又总在刺探它的存在疆域。
陈嘉映在书里谈到现代人特有的风险感，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基本上使用的都是终端产品。不提智能手机或无人机，即使简单如一碗米饭，也是终端产品：农民播种收割、公司采购、流水线包装、快递送米到家。要用上某样东西，一方面越来越便捷，你只要手机上下个订单，半小时后，丰盛的晚餐就会准时送到；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如威廉·巴雷特所说，“使得人们越来越间接地与生活打交道……每个人脑袋里都装着一本袖珍文化摘要走来走去”。（《非理性的人》）于是，看似以极大确定性掌握生活的我们，就如诗人辛波斯卡所言，“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这种现代生活的风险感又与精神领域的无根性关联。在陈嘉映看来，古希腊人积极参与城邦治理，中国古代读书人入仕做官，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从政。对他们来说，这是人的本性的实现，其中是有道统的。然而，这种精神寄托在现代缺失了。
由此，实践中的不确定感更加彰显。抱着匠人精神去学一门手艺已然不易，最后却往往只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生产无数复制品的某个部件；研习艺术也是如此，特别是传统曲艺，有时表演者与观看者都会困惑，我们面对的是“活”的艺术吗？这里是剧院还是历史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一些技艺、艺术，甚至知识和智慧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弥散了。比如，在艺术上追求“美”就不再是一件纯粹的事，美不再是目的，也没有一个新的东西来替代它。而当目的被悬空，艺术何为？这种在实践，或者说“行”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加剧了“知”的困惑。如果“美”不再是艺术的本质追求，那么又该如何想象玫瑰的美丽呢？
陈嘉映在书中讲道：“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此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我们当然都是在处境当中有所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就一定没有被环境彻底决定。”（《行之于途而应于心》）没有被彻底决定，这正是人生在世的意义所在。实践本身虽然受困于不确定性、无根性，但也唯有继续实践，不断行动，人生的发展、希望和自由才是可能的。陈嘉映强调“干事”的重要性。活到老学到老没有错，但如果要等到把书都读透、人生都想明白了才去“干事”，就是不切实际的愚钝了。
他建议：“到了30岁，你闻知什么样的道，你就该去做了，不能说我还没确定这是不是真道，所以不能去行。真正说来，只有在做事的过程中才能闻知真道。”这讲的就是“学习”和“做事”的区别，也是面对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惑时，我们要坚持行动的道理。
良好的生活，幸福是一种思维方式
什么是幸福？幸福可以是一系列喜悦片段的总和，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顺遂。幸福可以是投入地做一番事业，也可以是修炼内心的从容
哲学是爱智之学，而追求智慧是为了幸福地去生活。那么，什么是幸福？幸福可以是一系列喜悦片段的总和，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顺遂。幸福可以是投入地做一番事业，也可以是修炼内心的从容。在陈嘉映看来，他的“良好生活”概念，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幸福生活很接近，但它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还包含有所作为的维度，“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这是良好生活的全景”。
现代的主流世界乐于去过的那种“好日子”，却离真正的良好生活甚远。陈嘉映写道：“这样一种生活理想覆盖了所有其他的理想……整个生活中缺了一种张力。然后，生活变成平稳的不断重复。”他们的生活，“超出了一般良好生活的范围”。只不过，面对现代社会过度沉溺于好日子，人们在感官上营造极致的享乐，使用上追求极度的便捷，思想上则处于两种极端，要么被非理性牵着走，要么滥用理性的自由。出门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坐在安装了中央空调的办公室，手指点几下手机，午餐就有了，这样便捷的生活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某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按下生活的暂停键，出行受阻、空调不敢开、外卖无法送达，人们才发现所有那些让自己过上舒适日子的事物，既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也不是必须拥有。
陈嘉映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过一种生活，区别在于，你是不是封闭在这种生活里，不封闭的一层意思是，你知道人家的生活也蛮好的，而你还是要过你这样的生活。”（《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单调平稳的“好日子”就一种，而“良好生活”却因人而异。庄周生活穷困，但他的人生就像旷野中的大树，安然独立，不受困于自己无所可用的状态；他在梦中翩然化蝶，其哲学的逻辑有着浪漫的属性，这就是庄子的良好生活。苏轼一生几经沉浮，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颠沛流离中，每到一处都筑屋安居，将他乡当吾乡；其诗意中透出无限的旷达，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把往事一笔勾销的智慧，就是苏东坡的良好生活。
岩中花树问答。深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本是外物，因为人的观看，成为与人心同生同灭的心内之物。良好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若是一味向外寻求，世界的未知与不确定性足以扰乱汝心，幸福就是一件困难的事。若能向内寻求，淡然面对应然与实然交织的人生道路，不确定性就会给人提供自由的可能。敢于行动，勇于思考，秉持向往幸福的美好初心，良好生活自会到来，一如满树芬芳在你的注视中得以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