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  非

周末回乡下，在老家木屋楼上拾得一件沾满灰尘的物件，细细端详而不明，待吹开灰尘，看见锈迹斑斑的铁，方得认出来，那是一盏废弃的老旧油灯。一刹那，遥远的记忆便涌了上来。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和纳雍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记忆里，家里使用的，便是一盏一盏的油灯。家里的六七盏油灯，多是用墨水瓶、土豆片、棉线自制的。唯一的一盏铁制油灯，是父亲花钱从镇上买来的，大多时候舍不得用，逢年过节时，它才会在吃饭时亮起来。油灯晃悠悠的光芒，照亮一家人，也照亮我最初的记忆。在城镇上的孩子学会打酱油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打煤油——提着捡来的废旧输液瓶，颠着小脚丫跑去村外小学旁的小卖部，踮起脚，用还奶里奶气的嗓音喊：“老板娘，来一斤煤油！”

这样跑着跑着，我跑进了小学。上学后，打煤油就成了上下学顺道的事儿，出门时提着空瓶去，上课时就把煤油瓶放在桌腿旁，下学后顺路打一瓶煤油回家。到了晚上，我们就着煤油灯写作业，微风一吹，煤油灯火焰晃动，我们的手也跟着晃动，落在纸上的字，也便歪歪斜斜，像那些窘迫的岁月。

那时候，父亲在低矮的矿井里挖煤，就是依靠煤油灯照明。听说挖煤通道很矮，挖煤的时候，父亲就把油灯放在一旁，偏着头，一下一下地凿。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电线杆，什么是电视机，什么是录音机，什么是电话机……只知道手电筒和电池。手电筒是那种装入两节电池使用的老电筒，但彼时对一个贫穷家庭而言，手电筒太金贵，就算狠心买下，谁舍得拿到脏兮兮的矿井里去？

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电线杆栽进了我们村，电线随之赶来，一只电灯泡挂在头顶，怎么看都像一个烧红的小葫芦，很是可爱有趣。

记得那一阵子，村里群情激昂，捣地挖坑、砍树立杆、拉线配表，像过年一样喜庆和热闹——世世代代生长于此的村民们，可算是等来了传说中那个叫“电”的东西。栽电线杆的时候，人们争着把电线杆栽在自家地里，好像那是一件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腊月二十八九，电终于赶在过年前到了我们村，通电那晚上，村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每一张朴实的面容都被照得清晰而饱满。

最初的电灯，泛着微微的黄光，但已然比晃悠悠的煤油灯明亮许多。对于彼时年幼的我们而言，小葫芦里发出的光，已经照见了小小的梦想——在遥远的地方，一定有更明亮的灯盏，等着我们去点亮。往往在我们幻想未来、无心作业或因枯燥而昏昏欲睡时，小葫芦刷地灭了，此时只会有两种情况，要么钨丝烧坏了，要么停电了。那时候，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所以房前屋后的某个地方，总是堆着几只泛着乌色的坏灯泡，家里也得常备上煤油以备不时之需。

随着电灯来到我们家的，还有电瓶。电瓶一头是一个长方体，另一头是发光的灯头，中间由一根圆圆滚滚电线连接，瓶身用绳子背在身上，灯头则用一个铁圈或者竹圈固定，套在头上。这样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对父亲来说，可是方便了很多很多。电瓶每天要充电，有时候还需要加“电水”（一种具有极强腐蚀性的液体），至今我尚记得不小心洒几滴“电水”在皮肤上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电瓶的光射得远，像一把长长的剑，常被我们拿来玩耍，不过这样总免不了被父母一顿大骂。

电灯，照亮了我后来成长的路。

后来我上了初中，到镇上租房生活，才知道镇上的灯比村里的亮，镇上也不像村里那样总是停电；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已经对电失去了最初的好奇与兴趣；再后来我上了大学，然后又参加工作留在了城里，对电就真的没觉得有什么稀奇了。

这些年，我看过水声轰隆的水电站，也看过烟雾缭绕的火电厂，看过奇形怪状的灯盏，看过各类高端器械在电的带动下散发出巨大的能量，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突然拾得那一盏当年全家视为珍贵物品、不到过节舍不得点亮的油灯，我可能想不起这流年岁月的变迁——如今，节能灯早遍布村庄的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也守护在道路两旁，家家用上了电视、洗衣机、电话、手机。变化的不只是照明方式，更体现在居住、交通、饮食、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

成长岁月中不断更替的灯盏，陪伴了我一路的成长，也印证了家乡一天天变得富裕和美好。

照亮岁月的灯盏，照亮了我们一家的过去与未来，也同样照亮了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为“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人民文学》征集作品）

《 人民日报 》（ 2019年04月09日 04 版）